一甲子华人志 三十载燕园情--ESEC三十周年庆典系列报道 铁铮

2013-06-03

一甲子华人志  三十载燕园情

ESEC三十周年庆典系列报道

铁铮

626,美中教育机构(ESEC)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阳光大厅举办了来华服务30周年庆典。全国政协前副主席罗豪才、国家外国专家局副局长李兵、北京大学副校长李岩松、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协会世界联合会副主席陶西平、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顾明远、美国驻华使馆文化参赞Hutchinson、美中教育机构总裁余国良以及国家外专局相关司局、直属单位有关领导出席了上午的庆祝活动并为庆典活动致辞。

余国良博士对到来的嘉宾们频频致谢,精彩的发言中更是处处可闻北大的名字。这一段三十年的燕园情谊,还要从头说起。

一生事业·一眼未名

余国良先生的祖籍为广东台山,在香港长大,后赴美国完成大学学业,如今流利的普通话是从美回到祖国之后才“恶补”回来的。而之所以余先生会回到祖国,还要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说起。

祖国大陆经历了文革十年的动荡,于70年代末、80年代初确定了改革开放的大政方针并且恢复和加强了同国际社会的交流沟通。1979年,中美关系刚刚开始走入恢复正常关系的进程,在此时代背景下,余先生作为在美华裔访问团的一员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的邀请来到了北京。余先生所在的访问团,据他回忆,也是文革后最早的一批非官方教育层面的访问团。

先生1981年初来到北京之后的第一个印象,是当时国内的涉外圈子很小,卫生部想要派一批官员出国考察学习,却苦于官员的涉外水平不高并且当时也没有任何的渠道和联系。卫生部和北京市经委于是希望访问团前来能够给他们带来一些涉外经验。

就是在这次访问的行程中,余先生一行来到了北京大学,是时他们和北大教授季羡林有过会面,季老还带领他们步行环绕了未名湖,如今季老已逝,然而余先生一直保留着当时的照片,并且会把季老在临湖轩接见他们的照片收藏入ESEC30周年纪念刊里。通过季老,余先生一行人也结识了当时的社会科学处处长夏自强先生,夏先生后来曾任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的司长。夏先生的责任之一就是探索如何在改革开放之初,建立中国与海外的联系,他提出当时北大有一批教职工需要做出国的准备。

1981年,余先生开始和夏自强先生谈论合作事宜,第二年,他们正式开始了第一个合作项目——为北大出国的教职工做为期18周的出国前期培训准备。这个项目非常成功,不但使得北大的教职工老师们海外的行程非常顺利,而且余先生也通过北大结识了许多其他大学的同仁,并且与教育部取得了联系。这样的一个关键的桥梁,最终成为了余先生事业、甚至是他一生的关键转折,彻底改变了之前出国培训教育平台小、培训面窄的境地。正是和北大的接触,“替我们开展了新的局面,打开了教育的圈子,”余先生如是说。

借助北大,ESEC取得了官方的支持,时任北京大学主管外事的副校长、现任政协副主席罗豪才先生就曾经为ESEC题词。而通过余先生带领团队的不断努力,ESEC也得到了官方的认可,90年代,教育部的出国人员需要参加考试,能够获得出国资格的比例很小,然而教育部同时规定参加ESEC培训班的人员可以免试出国,这无疑是对余先生团队工作的极大信心和认可,同时这样的规定也表达着教育部对于ESEC教育理念的认可,因为当时的出国英语培训班是根本没有考试的开放型教育,讲究参与学生的自动自发。

通过和北大的接触,余先生了解到在改革开放初期,培训教职工出国是全国高等教育的通盘考虑,教育部有较大的涉外培训需求,培训的内容正是ESEC所提供的出国之后的实际应用,生活生存,学习交流的英语知识。也正是通过燕园,余先生所带领的培训教育团队开始和教育部合作,并且正式成立了美中教育机构(英文简称ESEC)。一眨眼20年过去了,2001年庆祝创立20周年的时候,ESEC已经和国内200多所大学有过合作关系。20周年的纪念图册上,补白的背景图片也都是北京大学的徽标,“并非是我们要冒充北大,这是北大为我们出版的纪念册,代表着一段深厚的感情,”余先生的一番话让记者动容。

先生说,回到祖国30年,心中所惦念的最大的两个收获就是获得了中国同胞的友谊和与北大的一段缘分。余先生说,假如不是当年北大为ESEC的教育事业打开一个窗口,他们就不可能会考虑到中国会有这样一种发展的需要。北大能够跟ESEC82年携起手来,在全国发展,并且很主动地引领其它大学一同开展这样的培训项目,同时把取得的成果和经验介绍出去。

先生还特别感谢了北大的国际合作部(时为北京大学外事处),认为双方的合作非常愉快。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中,ESEC与北京大学开展了一些重要的而且影响长远的项目,其中就有高等教育评估培训项目。

上个世纪80年代中叶,改革开放洗礼中的中国正在考虑完善自身的高等教育,改变过去培养人才的单一模式。这种模式,从当时各大高校的名称中就可以窥见一斑,诸如“水利大学”、“电力大学”等等。改革要有思路和蓝图,ESEC也很荣幸地成为了蓝图的规划者之一。从1985年开始,ESEC与北京大学和教育部合作开启了一个为期11年的高等教育改革调研项目,其中,北京大学就代表了全国所有的综合性大学参与调研。白驹过隙一般二十多年过去了,然而余先生仍然记得第一个评估项目完成后大家的充满自豪感的签名,这些名字包括:时任北京大学常务副教务长周起钊,时任北大外事处处长的邓保强先生等等。经过十余年的发展,中国已经成为了世界高等教育评估的强国。1996年在北京举办第四次高等教育评估的国际会议,除了非洲地区,世界各地都有代表与会,而中国教育评估给世界各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先生认为,正是通过与各方面的合作与沟通,ESEC搭建起了一片广阔的平台,从而让他们在中国的英语培训项目正式踏上了轨道。在收获的众多友谊中,最让余先生心怀温暖的,仍然是未名博雅的情谊。“今年6 25 号我们会和国家外国专家局还有北京大学在英杰中心,举行三十周年的庆祝。我们很感谢这两个单位来主持庆典为我们庆祝,所以我们非常感动。希望ESEC能够在北京大学走向世界一流大学中的某一方面,我们继续起一点作用。我们也希望以后能够持续发展过去这种合作的关系。” 

ABC教起abc

虽然不是在美国出生,然而长期的海外生活已经让余先生从语言到思维习惯都颇为“ABC”化了。他坦言,刚刚回到祖国大陆的时候,他被满街人群的统一蓝绿色调衣服所深深震惊了,这一切都让他联想到自己做裁缝的父亲的。几十年过去了,虽然改革春风已悄然吹起,然而人们的精神面貌依旧。

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从事基本上为“零起点”的英语口语教育,对于任何人都是一项莫大的挑战。要开始英语教育事业,第一关是适应中国社会。“...这个时候外教常常是个很头疼的问题。因为美国人认为半夜三点钟回来是他的权利,中国不能限制他的自由。但是在中国如果半夜三点钟还在门口,门卫一定不会让他进门。很多机构把他们的外教派到中国的时候,很多东西都没有先说明白,没有替他们做好准备”。

谈起初到大陆的不适应,余先生深有体会。81年初到北京的余先生希望能够给在美国的家人打电话报平安,这样一个看似简单的越洋电话在当时还需要北京医科学院特意开通三个外线中的一个,并且花费了8个小时时间才能够联系到大平洋彼岸。

此时,余先生的华人背景不仅能够让他更加从容的适应中国社会,而且也让他能够存在着“文化差异”的意识,给自己和自己的教员更多的心理和生活上的准备。“其中有一点,我从很早的时候认识到,东方的文化和西方的文化常常是180 度相反,假如中国在讲“东”,美国就是在讲“西”,中国是说“是”的时候美国就说“不是”。 不管是什么,这个个不用思考就可以使用的文化方程式,准确率常常在百分之八十五以上,特别是在80 年代的时候。”随着中国与国际日趋接轨,这样的判断在如今已经不再准确依旧,然而在当时,这个“小窍门”还是给ESEC的外教们在华工作生活适应过程中带来了很大的便利。

除去适应陌生的社会,余先生面临的另外一个大问题是学员的年龄。一般来说,愈是年轻接受新知识尤其是语言知识的能力愈强,然而由于改革开放初期的时代背景以及合作伙伴多为政府、教育部门的现实,余先生教授的对象往往都颇为“高龄”,ESEC曾经做过一个统计,有一期的学员平均年龄为66.8岁。而余先生的教育团队一开始秉承的理念就是打破年龄限制。至今他们记忆犹新,当时打出的口号是“你们(其它教育培训机构)不要的老龄学生全都给我们”。这些“不理想”的学生,往往是一些中国社会的栋良,比如中科院的知名学者,但是由于时代的原因,他们的英语水平亟待提高,余先生的团队就承担起了这样的任务。如今,英语教育早已低龄化、幼儿化,然而颇让余先生及其ESEC骄傲的是,至今他们仍然没有设定任何年龄界限。

近年年龄最大的学生是一位77岁的高龄女士。在北京最早的一批慈善机构当中,有一家专门负责防止妇女自杀,他们的负责人得到了美国政府的邀请领受“国际妇女领袖”奖项,而且在领奖时做演说。于是这位老太太不但以很低的英语水平,还以近80的高龄,参加了余老师的培训班,进行了18天的“恶补”,最后成功在美国参众议员主持的颁奖仪式上做了精彩演说。高龄教育是否可能成功,年纪如此之大是否还能吸收新的知识,这是个很好的例证。

反思·成长

尽管ESEC开展了大量形式丰富的项目,但是回归本真,它是一个英语培训机构。过去的30年,ESEC旗下的十几个项目已经培训了十五万人次,其中十万人是英语项目培训。英语项目也是ESEC与北大开展合作最深入、范围最广的一个项目:截止到20世纪90年代,北大的三千教职工,估计其中有两千人都参加过ESEC的出国英语培训。

经历了30年的打磨和拼搏,余先生的团队已经为政府机构、大专院校、慈善机构等等部门提供了大量的服务。而且随着中国大陆改革开放深入,他们的团队看到了培训需求的井喷和巨大的潜能释放,然而就在此时,他们却有了不同的想法。首先,中国英语培训的外教需求是没有可能满足的。余老师曾经玩笑着问国家外国专家局,究竟ESEC每年应该派多少外教?回答是一万人。这对于每年最多派出300名外教的ESEC,即使穷尽全力,也是不可能实现的。其次,截止到20世纪90年代,余先生团队所作的培训,大部分是为了使中国高级人才能够达到出国交流的水准。然而在这方面的培训做的非常成功之后,余先生开始疑问,这样的培训对于国内的英语教育水平是否有着本质的提高。余先生坦言:“单从英语项目的角度,开始的二十年我们在出国英语尽了绵力也起了作用。但从国内英语教育发展的角度,我们的贡献为零。”余先生也许言之过谦,但是他们的团队从二十世纪末,的确在思考如何能够真正提高中国孩子的英语水平而不是仅仅帮助学者跨出国门。这样的反思促成了ESEC新的成果。

2001年,北京大学代表团到美国洛杉矶访问,余先生参与了接待工作,期间北大访问团成员提出有信心在21世纪把北京大学建成世界一流大学。当时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北大学生英语口语水平达不到这个标准。北大方于是提出:余先生能否安排出更多外教帮助北京大学培训学生?余先生立刻感觉到了问题的棘手,此前ESEC每班100人左右,每个项目18周,按照这样的速度,帮助北大三万学生完成英语的提高又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差事。然而余先生感觉到这个项目与以往的“出国”项目意义不同,于是他们开始总结方法,探索路子,并且最终提出了两项解决方案。

第一就是对教材进行重新思考:一本好的教材可以帮助更多的同学有更优的学习方案,也为短期内培训大量的学员提供了一种路径和标准,优秀的教材是连接质量和数量的桥梁。第二,毕竟“培训人数多的时候,速度就要加快”。新的解决方案就是缩短培训周期。第一个尝试就把原本十八周的培训项目缩短为六周,参加的第一批学员就是北京大学的学生。开班的时候,北大校长莅临了现场,并且表达了对于这个教育项目的重视程度;他们都很关心,到底有没有可能在一个暑假就把英语口语过关。

随后的事实证明这是有可能的:“根据我了解,北大非常高兴,效果非常明显。而且大家都觉得6 个礼拜能够将口语提上去,都觉得很惊讶,”余老师介绍,“然而大部分学生的暑假空闲时间并没有整整六周那么长。于是项目时间从六周缩短为五周、四周,直到定型为现在的十八天封闭训练。这也就是我们 ‘TIP’ (Total Immersion Program 全封闭英语)教学法的来源。”

有着这样的尝试,本来高等教育的合作会变成一个潜力巨大的项目。然而记者惊讶地发现:在ESEC三十周年庆典的时候,在两百多所合作过的高等院校里面,只剩下一家,那就是北京大学。这个“刹车”源于余先生的另外一个体验,“中国的英语问题不在大学,而在小学”。既然不再需要满足公派出国的高端人才培训项目,既然能够用十八天的封闭学习将一个英语口语为零起点的学员培养至拥有基本的英语思维,那么为什么不用这个方法使更多的小学英语老师受益,进而让他们更早帮助更多的中国孩子?这就成了ESEC的又一个宏愿。

先生坦言,TIP是他在中国开展的第12个项目,但也是难度最高、花费精力最大的一个项目。他用了四年多的时间来改良TIP项目。余先生认为,现在中国大学生英语口语水平的问题,很大部分是因为他们小的时候基础没有搭好。“我在美国生活了四十多年了,但到今天我还是比较喜欢中国菜;在美国生菜沙拉当做一顿饭,我是接受不了的,这个就是‘口味’。 ‘口音’也是如此:当孩子把英语学坏了,他的口音一辈子都很难改。从小学到大学花了十几年时间‘练就的’错误口音,就要用差不多相等的时间把把错误的东西训练掉。从这个角度就看出今天国内英语教学的难度。当中国的孩子学习英语的年龄越来越小,‘口音’和‘口味’的比喻就更加明显。”

感悟·宏愿

一个单有抱负的人,很有可能是盲动的。但如果这种抱负建立在长期的实践和体悟上,那便是一种巨大的力量。余先生关注中国英语教育三十年,从高等教育到中小学教育,他的洞察触角和变革思维,已经成为一种力量,融汇进中国英语教育改革的大潮。

先生很自豪地说:“TIP现在有两个口号:第一个:西部的孩子不笨,英语口语两年可以赶上上海。第二个:中国的英语老师很棒,教学能力一年就可以顶替外教。”余先生认为这两个口号并不是简单的打气,而是一种权威的判断。作为中国最早而且人数较多的外教派遣机构,作为一个华裔慈善非盈利机构,作为一个关注中国英语教育三十余年的专家,他认为西部的孩子在良好师资的前提下,英语水平两年内可以赶上上海;而中国的本土英语老师在接受TIP系统训练一年以后,也完全可以替代外教。所以ESEC在余先生的决策下,搁置了很多其它项目,把大部分的机构精力和财力放在基础英语教师培训上,到目前为止已经培训中小学英语老师万余人。

先生认为,孩子的英语教育方法不适当,必然造成成长后“恶补”的不健康现象。余先生回忆某次与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闵维方教授聊天,结果被告知:无论是什么专业,北大本科生的一半时间都要花费在公共英语的学习上,而且研究生的情况更甚。但可怕的事情是这种的压力在中小学更为严重。

今天的家长一味把孩子送进英语补习班,甚至出现了互相攀比“孩子进了多少个培训班”的现象。余先生认为,“中国严重的英语问题是市场造成的。今天整个市场推动着考试英语,各种的补习班大大的扭曲了整个英语教学的进展。补习班已经顶替了课堂,英语学习的任务已经不再是正常教育来主导,不参加补习班,就学不到“有用”的英语。这种教育理念是何等的滑稽(其实是可怕),但却是今天英语市场的真实写照。”

畸形的英语培训宣传也给孩子造成了莫大的压力。今天中小学生放在英语的时间比例跟大学生差不多,所以众人所关心的孩子心理健康与学习压力问题,这些压力的来源可能一半来自英语学习。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接受好的英语教育,而英语往往是家长们力所不能及的科目,孩子常常都是一个人去面对。余先生的专业是心理学,他说,“我认为中国今天基础教育学习的心理环境是很不健康的。事实上,这个现象不需要一个心理学家说,任何一个家长都可能提出这个问题。”

针对这个现象,余先生认为必须先从英语理念和教学理念的改变开始:单靠培训一批基础英语教师还是不够的,不但老师们要重新拾起这个已经放弃了的责任,家长们更加要摒弃市场英语的误导与诱惑。只要市场英语有所作为,中国英语基础教育就没有翻身的机会。余老师正带领着自己的ESEC团队进行着力所能及的努力,他们在自己的TIP项目中,总结了很多教学方法,希望能够部分程度上,纠正中国英语老师的教学方法,更加纠正中国青少年的英语学习习惯,减轻他们成长的压力,让他们少走弯路。

 

可以说,在英语培训这条路上,ESEC还在一路行进,持之以恒。

 

回首三十年,ESEC携手北大,走过了一段并不平坦却愈见通达的道路。燕园情谊,或许已经成为了ESEC精神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让我们共同期望,还将有更多的十年,二十年,三十年,还会有更多的后来者,共同书写这段历史。

背景链接:上世纪80年代,美中教育机构由余国良博士等一批在美华裔人士发起组建,其基本宗旨是促进中美民间的文化、教育、经济等合作与交流活动,服务于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通过与中国各界的广泛合作与交流,促进中国社会的发展与进步。1981年至今,美中教育机构在国家外专局、教育部等政府主管部门的支持下,曾与北京大学等众多高校、企事业单位以及相关政府机构合作,向国内输送了大批外国专家,举办了1260期英语培训班,开展了大量的国际交流研讨活动,同时也加强了中美民间的交流,加强了中美人民之间的友谊,促进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和社会现代化的发展与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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